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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1-10 16:04:33      浏览: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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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8日、9日,又到了莘莘学子求学生涯最重要的日子,高考已在眼前。大家肯定都知道2015年有一则微信热帖——“穿越回1936年,你还能考上南京大学吗”吸引了许多学生的关注。当文科生们看到1936年国立中央大学的部分试题时,顿感“高大上”,理科生则直呼“小意思”。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的民国时代,高考究竟是一幅什么模样?

多种招考制度

翻看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国文试题,题型、内容不尽相同,有作文、翻译、修改错别字、加注标点等。不难看出,当年的高考并非统一试题。

在1938年之前,大学都是采用独立自主的招生考试制度。那时,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

尽管微信发帖者表示,民国时候也有类似现在《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高考复习资料和报考指南,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种叫做《大学投考指南》,但事实上,由于自主招生,考生的复习方式也还是得“因学校而异”。

那时民国时期因为政局比较复杂,又受到战乱影响,总体而言,整个民国时期的高校招生采取过多种方式。其中既有高校自主招生,也有区域联合招生,还有短暂实行了3年的全国统考招生。

为了全国统考,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就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制定招生简章,制定、颁布试题,复核成绩,制定标准及录取学生。

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统考被迫停止,民国教育部则制定和推广了“联合招生”、“委托招生”等招生制度。

所谓“联合招生”,是由民国教育部先划分出相应的考区,然后指定考区内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张卷子,并设定一家学校负责牵头。例如,1942年,全国划为10个联合招生区。昆明区设西南联大为召集学校,重庆区设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而各个区的报名、命题、阅卷等,均由各考区自己决定。不过,招生名额需由教育部审核。

历史上,在联合招生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如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这样的人物。

民国的大学之路还有一种途径,那就是“保送免试”。例如,高中会考成绩优秀者,就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的保送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民国学的。

不过,与现在保送生的激烈竞争不同,民国时期保送生比例还不小。一般而言,会考生中有15%的人可以获得保送的机会,保送生的成绩要求不低于80分(满分100)。另外,各个大学还可招“先修班”,“先修班”的学生中有50%的学生可以免试上本校的大学。进入先修班的条件并不高,所修各科成绩及格,国文、历史、地理三科均应70分以上,就符合条件了。可见,保送生的要求比现在宽松多了,除了必须是优秀生,具体操作还是比较灵活的。

“孙行者”上联难倒众考生

在微信发布的1936年国立中央大学的入学试题中,国文考卷只有作文和翻译两种题型。第一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释义,第二道作文题则是“论今日文化之责任”。

如何驾驭这样“大”的题目,不使自己的文字看上去大而无当、华而不实,难倒了一众网友。

而在1932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中,还有更“复古”的一种题型——“对对子”。那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出了上联“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结果只有三位考生对上。一联对的是“胡适之”,一个是神话人物,一个是当代大儒,“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另一位考生则写的是南北朝著名数学家“祖冲之”。

此题颇为怪异,也是当年颇受争议的考题。

这个年代的民国高考也被称为“一张纸时代”,科目少,题数也少。但在这种不拘一格的考试模式下却涌现出了诸多人才。

而逐渐的,考试科目开始变得充实起来。1940年,全国统考时的科目总共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文科(文、法、商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综合卷);理科(理、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医、农科,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对如今的理工达人们而言,当年的数理化试卷无论是题量还是难度都要远低于现在水平。试卷中甚至有相当比例的题目是名词解释和简答。

不过,文理科试题的难度差异,恰恰也体现了当时不同学科的发展现状以及不同的社会需求。

1933年前,大学虽然分文理科,但文理生的比例没有规定,考生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选择学什么。有意思的是,193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37566人,文科生占到了75%。尽管,社会对于不同类型人才的真实需求并非如此。

从1933年起,教育部开始实行“按比例招生法”,强行规定文科生比例不得超过实科生。1935年起,则变成直接给各校下达文理两科生招生人数。事实上,这也是中国高校“计划招生”的开始。

考试开销可能比学费还贵

民国的高考,由于多是自主招生,除了录取标准和现在差别很大,收费标准也和现在大不同。

首先,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民国没有统一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会让你缴纳报名费,一般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不管最终是否取得入学资格,报名费是不会退给你的。

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学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日到8日,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民国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

各学校的学费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两百块大洋!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

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后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故事|民国名人的“高考”

罗家伦:被北大破格录取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他自幼深受国学浸染,在童年时期,父母就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在他两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长大一些后,父亲常向他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对他进行文学教育。由于从小就接受父母在文学方面的熏陶,加之在私塾打下良好的基础,罗家伦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

然而,这也导致他极擅长文学而不擅长理科。1917年,20岁的罗家伦参加了北大招生考试,不过,他考出的成绩让人哭笑不得。当时,罗家伦的作文成绩是满分,批改试卷的胡适非常赏识他,向学校招生委员会推荐。不过,委员们在看完罗家伦的全部成绩单后却很头疼,因为罗家伦的数学成绩竟然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都平平。最后,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以偏怪之才的定位破格录取了罗家伦。由此,罗家伦得以进入北大,主修外国文学。

正是凭着在文学方面的突出才华,罗家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撰写的《五四宣言》,曾经激励广大有为青年奋起救国。

钱锺书:数学15分也考入清华

钱锺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1929年夏,他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才华之优轰动整个清华。虽然数学只考了15分,但他的总分在清华大学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位列第57名。

据《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大学本科学生录取标准》刊载,1929年清华大学录取大一新生的总平均成绩为40分以上。可见,当时清华招生考试试题难度较大,考分处于40分以下的大有人在,钱锺书的数学考15分,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吴晗:惊动多所大学名师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1931年7月,他在报考北大的同时,也报考清华历史系插班生,因为文史成绩特优、排名第四(共录取5名),被清华大学录取,直接就读二年级。

1927年,吴晗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曾任乡村教员,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不料一年后的1928年6月,因为缺少经费,老校长费佩德辞职,新校长朱经农未到职,之江大学停办;1929年,吴晗又考入上海吴淞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由于其史学功底扎实、才华凸显,深得校长胡适的赏识。他在修读胡适的中国文化史课程时,作业被公开发表,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30年,胡适就任北大教授等职,吴晗追随乃师,决计投考北大史学系。其间,经胡适引荐,吴晗到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1931年初,他辞去燕大临时工作,集中备考大学。他首先报考北大,遗憾的是因数学成绩过低而落选。

吴晗被清华大学录取后,胡适函请清华校长予以关照,在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帮助下,吴晗获得了工读生的最高待遇;燕大教授顾颉刚、洪煨莲还曾劝说吴晗回到燕大,并为他在哈佛燕京学社谋到了一个职位。

吴晗的入学竟惊动了3所著名大学的文科带头人,足见其史学才华之出众。

臧克家:数学0分,作文98分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1930年,他以数学0分,作文最高分考取了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此时,臧克家已在青岛大学补习班学习了半年,是因病辍学后重考。当时闻一多为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新生入学考试的语文试卷他出了两道作文题,一题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题是《杂感》,考生可任选其一。

臧克家两道题目都做了,其中《杂感》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正是这三句话打动了主考官闻一多,获得了最高分—98分。闻一多先生极爱才,在其坚持下,破格录取了臧克家,成就了一代杰出诗人。

臧克家的求学经历比较坎坷,在考入青岛大学之前,他早已于1927年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广揽精英,招考严格,既有笔试又有口试,考试内容,除作文、政治外,还有数学。臧克家能考取,数学成绩不应太差。

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逃亡东北。也许是近两年的抱病、流亡、结婚、生子,令臧克家把数学知识都忘了。

周祖谟:答对陈寅恪的“怪题”

周祖谟(1914-1995),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北京人。1932年,他18岁,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那时候各国立大学都是分别招考的。他报考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都被录取了。

北大的国文试题之一为翻译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概是文学院胡适院长出的题目。这首诗,他在小学曾学过,而且会背诵,所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清华的试题很新颖,有一题是“对对子”,题目是上联“孙行者”,要求对下联。他当时想对的:一是王引之,二是胡适之。结果就以胡适之为对。因为适者,往也,“适”跟“行”更贴近一些。而且“适之”跟“行者”,在声音平仄上也正相对。

他后来听说这个题目是陈寅恪先生所出,陈寅恪看了他的答卷也颇为赞许,虽然其标准答案是“祖冲之”。

但因入读清华每年需要用300大洋,而周家家境清贫,无力供给,最后他去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

链接|废除科举后的第一次“高考”

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首次招生。

这次招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所高校面向全国招生。先是各省督抚在本地进行初试选拔,通过选拔的,再送到京师参加第二轮考试。60分以上的,就是合格。

这是废除科举后,第一次举行“高考”。当然,当时还没“高考”这称呼,而且招生院校仅有一所,考生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但是,当时的竞争并不激烈。一来,当时还是清末,科举虽废除,但影响仍根深蒂固。因此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社会大众,仍以读四书五经为主,而认为学西方的科技只是不得已才走的道路。二来,京师大学堂首届招生,当时社会又较为封闭,知道的人不多,考的人就更少。所以,这次的“高考”,还是在慈禧下旨后,各省督抚才在管辖范围内组织考试的。

这种地方督抚负责初试,然后送到京城复试的“高考”模式,维持了几年的时间。但因为招生院校少,除了京师大学堂外,也就清末举办的几所学习西方知识的学校。所以,当时“高考”在社会上的影响,仍极为有限。

而且,参加高考的学生,多数是贫穷人家的子弟。传统出仕的道路无望,生活又没着落,因为这类新式学堂有补贴,所以才报考。例如鲁迅,当时就是因为家道中落,而进入新式学堂学习。而从鲁迅的文章中不难得知,进入新式学堂,当时是有点受人歧视的。(来源|第一读者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