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发娱乐官网地址网址登录_学者谈中美贸易战: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是倒行逆施

发布时间:2020-01-11 18:09:51      浏览:343

凯发娱乐官网地址网址登录_学者谈中美贸易战: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是倒行逆施

凯发娱乐官网地址网址登录,孔丹: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

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四十个年头的时候,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翻开了新篇章。于是,学界有人主张,新的时代将产生新思维、新理念,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世界的学术探讨和研究,这种新时代的理论述求,催生了中国学派发展的必然性。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几年前就提出“发展中国学派”,此后他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日前,《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对孔丹进行了深度专访,探讨“发展中国学派”所蕴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紧跟新时代节奏——举起发展中国学派的旗帜

水皮:我注意到前不久网上流传清华大学许 章 润教授在天则所的一次讲演中,指责汪晖教授、强世功教授,还指责了您,特别提出“孔丹们”已经形成了体系。用“孔丹们”这样的话语,不管是出于什么用意,说明您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而且已经成为复数,变成“孔丹们”了,这个“们”很重要,你要建立学派队伍,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简称“中信基金会”)学者中的政治色谱比较宽,不希望太偏激。多数人比较持重,也接受“实事求是”这个宗旨。我一直希望不要强调我们是“左”还是“右”,而是研究实际问题。仍有人很激烈地评价我们、攻击我们,说我们已成为某种体系。

水皮:前两年您提出“践行中国道路”,由此我对您进行了专访,现在您又提出“发展中国学派”,这是否与中国学派的发展取得一定成效有关?也与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发展背景有关?

孔丹:最近我参加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会,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在发言中说,要推动“人大学派的发展”,这就显得有相当自信心了。过去西方称谓的一些学派,比如所谓的“奥地利学派”,那可不是某一个学校的学派。

水皮:人大是以全校学术之力打造一个智库品牌的大学。

孔丹:是的。在中信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提出的宗旨是三句话: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中国学派”并不是我发明的,潘维、王绍光等学者都提出来过。从人大“将来要推动人大学派的发展”这个说法来看,他们人大也有这个意识。这次评审会上有很多关于“中国体系”、“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体系”这样的表达。以前大家不会这样表述,那时还没形成这样的氛围。现在官方话语体系里也还没有“中国学派”正式的表述。

水皮:你是从企业家跨界过来的,可能跟学界、理论界学者固守一些理论体系或理论框架不一样,你是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进入智库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你倡导的中国学派是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的,例如说,所谓的门户之见吧,应该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

孔丹:是的。说到这一点就会让我有所回顾——中信基金会的成立,确实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成立的。很明显,这是一种探索,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参与到学术理论的探讨和舆论工作中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基金会?应该说,我自己有一种家国情怀,中信集团也有这样的战略自觉,这是很重要的前提。我们也是心系庙堂,因为我们做的事和庙堂有关系。但是我们参与的理论战线和舆论战线工作属于另外一个领域。

当年我们提出了发展“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我担心外界有很突兀的感觉,所以它只是个提法,没有再特别加以深入探讨。今天我们重点谈谈这个问题,你的视野很开阔,没有强烈的门户之见,这很重要。在现在这样一个氛围下,最好是采取开放性的讨论,只要是从实际出发,大家容易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

现在官方虽然没用“中国学派”这个词,但官方一些机构和媒体是了解到“中国学派”这个概念的,并没有阻止这样的说法。十九大期间,《人民日报》理论版曾经组织过中国学派专栏讨论,刊登过潘维、白钢、鄢一龙等几位学者谈中国学派的文章。也就是说,《人民日报》已经在做讨论和宣传工作,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是我们基金会的研究员。

水皮:不可能阻止这样的说法。

孔丹:《经济导刊》将对中国学派的讨论安排了专栏研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开放的。习 总 书记5月2日到北京大学考察,听到学校近年来推动一流大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时,他说,什么是一流?要在中国特色下去评价,过去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先是要让国家达到一流水平,其他都将服务于国家一流。这个说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我觉得这说法很深刻。我知道在学者里边有一种比较狭隘的想法:学术一流,国家才能一流。没错,在学术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中间,的确有一种互动。但现在习 总 书记所要表达的是,中国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要有自信,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到知行合一。

水皮: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40年。

孔丹:中国道路是艰难曲折走出来的,不是说空话说出来的。 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虽然非常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形”了。我个人比较喜欢用“中国道路”,不太喜欢用“中国模式”。如果要提炼出相对稳定的结构和要素,用“模式”也无可厚非。但“中国道路”,从领袖到执政党,到国际社会,到中国人民,都比较容易接受。现在已经不再是提出“中国道路”大家就觉得很出奇的时代了,社会在变化。所以说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意思是说,中国的实践走出来了“中国道路”,我们的国家达到了那个水平,所以学术就应具有一流国家的那种能力和水平。假若没有国家能力,就达不到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居于一流。

近日我参加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我在论坛发言中说,现在有一些流行思维,一说到企业改革,就是“国进民退”、“国退民进”,我觉得必须改变对这种伪命题的认识。如果说要否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能已达到全国就业率的80%到90%,全国创新专利的70%,全国税收的60%,这个分量否定得了吗?在这个会上,宝钢原董事长,现任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徐乐江说,他长期在国企工作,现在到了工商联,才知道中国有2700万家民营企业。我听了也很震惊,2700万家,这样的分量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我在会上说,不要再提“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了,我们追求的是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这既是国有企业的梦,也是民营企业的梦,是我们所有中国企业的梦。可能我说得比较浪漫,但会场反应却非常强烈。

水皮:用传统思维、用意识形态思维很容易把国有与民营对立起来,是吧?

孔丹:是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推动“中国学派”研究能够有阶段性的进展,我们是把它视为一种使命。

水皮:如果概而言之,“中国学派”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孔丹:我们曾经说,“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这样一些学术的成果或者叫做学术者的团体。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它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那个叫“中国学”,它也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要具有中国视角,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

水皮:它是以中国的视角观察、总结、提炼中国的发展道路,并在其中提炼一些规律。

孔丹:对。而且,我认为还可以再扩展、延伸一下。最近习 总 书记有一个重要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我在十九大之后有一个表达与总 书 记的这个论述非常暗合。我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习 总 书记非常明确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则可追溯到更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 导 人民进行伟大社会主义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经济的一个进程,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国家建设,而是我们整个民族走到现在这个阶段源远流长的历程。

水皮: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在中国传播的这段历史。

孔丹:当然。习 总 书记还有一个表述,他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并推算出来是一千年,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可能要持续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他还指出,今天在中国,社会主义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最近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年时,他又很明确地说,现在马克思主义最好的继承者是我们中国。

谈到“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视野更开阔。在今年两会上,习 总 书记再次担任国家主席时发表演讲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然后他从发明创造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一路说到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伟大工程。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这些提法让我感到很震撼。

从学术角度来说,为什么过去很多人只承认西方的学术体系是科学体系?中国的诸子百家难道不是我们古代的中国学派?那个时候可以有亚里士多德,有西方的各种学者,后来更有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学者,形成西方的学术世界,形成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而中国的学术从先秦诸子百家,一直延续到王阳明的心学,这些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学术史,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习 总 书记讲话中有一个特色,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也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这说明,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他公开地举起这个传承的大旗。他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然后就如数家珍地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引述到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让我觉得我们这个领袖真正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世界级的领袖,他不是简单地囿于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囿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学说。

水皮:不是西方输入移栽的。在传统学说上也是推陈出新的。

孔丹:所以我们“四个自信”里,文化自信不是来自于空洞的信心,我们有伟大的传统文化,要以中国视角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的方法论。老子和孔子他们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是中国本土特色的。甚至于后来传进中国的佛教,也已被中国化了,也变成禅宗这样的中国特色的佛教。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其实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中国的继承和传播也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今年,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这说明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继承者,同时也是真正的发扬者。我认为,近现代以来,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学派的开创者。毛主席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战略学家、伟大的军事家,他在国家建设中对经济学方面也有很多深刻的认识,他也是文学的领袖和大家。

邓小平同志推动思想解放,推动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表达,而不是所谓西方哲学上的表达方式,出自于中国传统的成语。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用“小康社会”来表达。那么,我认为,邓小平是中国学派的推动者,他推动的思想解放为我们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发展、理论发展和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禁锢在文革曾经那样一种精神枷锁里面,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和发展,但没有实践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思想的发展。

我认为,习 近 平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他自己就首当其冲地站在理论的最前线、思想的最前线。十九大明确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它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在展开。

学派是有学术性的,它不是一般的思想,也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它要讲学问,没有学问就不能叫学派。学者们说起来头头是道,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不是学者,只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我愿意给中国学派铺路搭桥、搭建平台。中信基金会的功能有三个。

一是研究问题的平台。我们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是各有各的依托机构,来自社科院的有七八个都是所长。北大、清华很多教授都有依托。但是他们喜欢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平台的特点是可以互动、跨界。跨学界、商界、政界、军界,还有跨学科。可从不同学科不同侧面来认识某个问题。我们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这是一个好的提法,这个旗子要举。

二是正面发声的窗口。我们有学术研究和学术媒体,例如《经济导刊》杂志,我们力求使其有一定的学术性,但不是学术化。

三是建言献策的渠道。建言献策要有渠道,有载体。我们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动态分析编辑呈报。我们的宗旨里提到要发展中国学派,这也是我个人的努力方向,是我孜孜以求的事。正在往这个方向推动,但最终的目的还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我们中国的学者们,能不能够有真正的建树。如果没有在以往基础上的提升、创新,叫中国学派就站不住脚,无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若没有学术上的规范性,仅仅是一些思想的火花,这不能叫学派。

学者需要有一种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界进行交流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学术界仍在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要转化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必须有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要能够跟国际上的话语体系沟通。

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学派一定是能上高等院校讲堂的,要能够宣示出来,要能够做教材。这也是一个角度。因为要做教材,就要有教材所需要的结构和规范。

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学派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参与的学派。我觉得这提法也很有见解。外国人也可以加入中国学派,我觉得这挺好。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就不可以以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视角、中国的立足点、中国为皈依来研究世界,成为一个中国学派?还有的人说,中国学派不可能是个别人、单个人,它要构成一个整体。这也是一种视角。所以,现在要给中国学派下一个定义的话,还真是有挑战性。

我以为,中国学派现在推出“此其时也”。我认为,践行中国道路是实践在前,而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首创者,他并不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来自西方,这是一大特点。中国学派并不是拒绝外面好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性地理解和吸收,不是教条式的顶礼膜拜。

中国学派的构建要能够有一定的普及性,形成理论成果要有学术性,而不是追求学术化。要能让更多的大众了解中国社会道路,探索理论和实践。中国学派研究要站得住脚,就是要进行理论创新,体现出理论自信,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而是要进行世界性的研究,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这几句话是我以往的表达,我们所谈的中国学派,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内涵。

王绍光教授认为,中国学派,应当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你站在哪里看这个世界。王湘穗认为,中国学派应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那就正是习 总 书记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汪晖教授觉得在世界范围构建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的任务日益迫切,另外他提出中国学派要进入大学课本才行。他还发现在海外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中国的宣示不够。黄平提过学术要有“三自”: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学术自强。

水皮:能不能这么说,习 近 平思想是十九大时提出来,就是中国学派的一个代表,一个旗帜,集大成者。是吧?那么中国学派是立足中国,从中国这个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对我们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理念和路线选择,形成中国学派的学术成果。这是对中国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提炼。这是不是还有一个需要为世界所接受的过程?如果大家不能接受你,或者你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现代文明,甚至还形成了冲突,那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了,因此还有一个互相融合的问题?

孔丹: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在形成自己的中国学派的过程中,可以区别于西方的或者区别于在他们的实践道路基础上形成的学派,这是中国学派存在的一个基本要求。同时应该可以交流、沟通,而且能够使世界接受和认同。

水皮:对。习 主 席的《治国理政》那本书,被翻译成了很多国家的文字。而且也的确有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或者说是企业家在学习。你看扎克伯格,美国Facebook创始人,他办公桌上就有一本习 近 平的《治国理政》。有很多外国人也在关注习 近 平的思想——究竟他是怎么看中国的,他又是怎么看世界的。因为你要跟中国的企业,要跟中国这个国家打交道,就必须深刻理解这个国家的主体所奉行的那种指导思想,包括习 主 席的治国理政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而且,中国这么成功,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希望找到类似中国这样能够保持40年高速增长的政策选择或路径选择。所以我的问题是,中国学派的影响、方向会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学派的研究方向或者研究成果会不会有这种很具体的应用的方向?

孔丹:先说说能不能够被认同。我有一个北京四中的同学,他已经入籍美国,搞科技工作。我曾问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理念能不能够接受?他非常明确地说,不能接受。我不相信这个世界可以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所看到的人类,没有共同命运。他说,我在现实中看到,有一些人种,有一些种族懒惰,不努力,所以他们与其他人类没有共同命运。

还有一点,我们向国际社会推出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主张大家互利共赢,不要零和博弈。这对于西方传统政治概念里的那种丛林法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前两年,基辛格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为此我们举办了论坛,陪基辛格吃中饭时,我说,你们美国追求的利益诉求是排他性的,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不可接受的诉求。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你说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现在中美的矛盾冲突中,你可以看出,美国在理念上跟我们的理念冲突太大了。

  中美贸易冲突背后——不同理念与实践方式的博弈

水皮:你是否认为现在中美的贸易冲突背后就是价值观的一种冲突?

孔丹:应该包含。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从采用所谓韬光养晦,到采取的战略策略等,都认定“你是偷了我们的”。

水皮:你偷了我们美国的,就伤害了我们。

孔丹:这种认识差距很大。从全球化供应链的概念和现实来上看,我们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人民的福祉,我们是做了贡献的。

我们有一个学者在年会发言中把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利润画了一个饼图。从中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利润被美国、韩国、日本拿走了。留给我们的是微乎其微的盈利。大量的我们所谓出口顺差里面,有相当部分是美国在中国设厂装配了以后将产品出口的。这都是双方可以去面对理论的事情。但是它不相信我们主张的区域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认为这个命运共同体根本不存在。

水皮:特朗普也不相信。

孔丹:特朗普不相信,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不相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意义不同寻常了。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也好,区域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有自己的路径,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因为“一带一路”我们从来不说它是战略,——战略是你自己的,建议是给大家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世界也都确实普遍地认为,我们在重塑全球治理格局,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你这样做是在争取一个……

水皮:领导权。

孔丹:Dominant power,比一般的主导权还厉害,它属于予取予夺的领导权,而不是说我有领导权,但我这件事情,我这个领导要跟你们商量完了我再来执行领导。其实质就是,谁是做到予取予舍的那个霸主,这样的一个领导权。它要保持这样的地位,必须维持这样的现状,就把中国看成它的一个……

水皮:替代者?

孔丹:它首先看到你是挑战者,是要威胁它,取代它。取代在后,挑战在前。这个全球化,它推崇的是美国式的全球化。现在它认为这个全球化不好的时候,它就认为是中国式的全球化,所以它认为,你主张的和它的不一样。

水皮:在这个程度上它把中国放到对立面。

孔丹:我倒觉得我们整个人类的实践现在到了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了。近现代以来,战后这么多年,虽然没有世界大战,但是局部战争不停,但我们确实看到,中东一些国家被毁灭了,人民生灵涂炭,这都现实得很。这些都是西方式的全球治理造成的现状。

水皮:所以它现在面临挑战。

孔丹:它应该面临挑战。难道说,他们造成的这样一种态势,就一定要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回想毛主席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时候,毛主席是非常伟大的,他看到我们的诉求与那些贫穷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所以他说是那些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里。

水皮:这非常形象。

孔丹:现在这样走下去,他就一个个地去撕毁原来的协议,我看再往下,WTO他们也不再接受的了。联合国也不接受了。

水皮:换个角度看,就是美国现在Hold不住了。一定程度上美国它要把这种Hold的忧郁瞄准了中国,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量,巨无霸的崛起。

孔丹:有一点西方的、特别美式的秩序和理念的礼崩乐坏的味道出来了,这很有意思。福山他话说的也太快了,然后他收的也太快了,虽然他当时不相信我们的道路,但也说明这是现实变化的急剧造成了他这种认识误区。所以中国学派的形成、发展有非常深厚的现实基础。

我总是在感慨,毛 主席和他们那一代领导集体在延安13年,在困顿的生活下,穿着那样褴褛的衣衫,居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外界形容这么一群像伙夫一样的中央五大书记做了一盘大菜——不但有实践上的能力,还有强大的思想能力,给全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他坐在窑洞里可以那样投入地去写《实践论》、《矛盾论》。

陈元跟我讲过,陈云同志曾告诉他,毛主席还有几篇哲学著作,都是在窑洞里写的,《论持久战》其实是一个最典型的哲学实用范本,把战争过程描述成那样一种矛盾的转化。《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是哲学著作。所以在哲学这个领域,毛主席的成就非常伟大,恐怕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越。所以我说他是开创者。邓小平同志并非一定是要在思想领域有直接成就的人,但是他推动了思想解放,使我们的思想和学术活跃了起来,走向了多元化。我把习 近 平称作引领者,他有很多表述都带有学术性,有一些是以政策、策略、决策体现出来的,是实践的具体的活动,但其中体现了很多思想,成为很重要的思想和学术的重大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固守西方的所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很是悲哀。

水皮:的确解释不通。如果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不管套用什么样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若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都是倒 行 逆 施。大家都关注到一个很明显的现实,在全球范围,中美两个国家的角色正在倒换。过去美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现在是中国在扛全球化大旗。中美贸易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冲突点。世界其实都非常关注中美贸易冲突下一步怎么走,从中也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习 主 席的智慧,以及中国与人为善的传统秉性,如何化解眼前的冲突。如果处理得好,可能真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美贸易冲突,早晚要摊牌,他不是特朗普也会是另外一个“普”,因为它的确面临着这么一个巨大的经济主体在崛起,面临着话语权越来越加速转换的历史现实。我不知道从中国学派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多的关注,或者说也能做一些预判?

孔丹:我们的研究是问题导向式的。我刚才说了,我们有三个功能: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因此,我们首先要对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中美关系是最近我们探讨研究的几个专题之一。这就需要了解几方面情况:我们自己的情况,美国的情况以及西方的情况。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朝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共识:把中国看作是对手“rival”。这和以前说competitor是有区别的,虽然没说中国是enemy。但它进行了这样一个排序:中国、俄罗斯、恐怖主义。这对于西方来讲,可能觉得顺理成章。他们觉得中国的成长,带动了一些相对落后国家的成长,是对原有秩序的挑战。这是现实与理念的冲突。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赢经济理念,以及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实践,与美国形成了一些冲突。

可以看到,针对美国对我们采取的单边措施,我们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我们表达的理念是不想打,但我们不怕打,而且可以奉陪到底。另外一方面,大门开着,我们可以谈。而且,针对其单边主义,我们加大了开放力度,这并非因为受美国逼迫,我们才开放,而是因为我们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追求,我们还将有更大程度的开放,甚至我们会遇到一些国际上的风险,比如金融开放期间,国际上一些金融风险的外溢效应,对我们中国产生的影响。中国正是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应对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这次博鳌会议上,习 近 平发表演讲以后,就到海上进行了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而且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海军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在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全局,抓住根本”——我提出这八个字。

什么叫全局?它不是单项的一个动作,不是一个单项的安排,是习 总 书记在弹钢琴。对他弹钢琴我有一个说法,叫曲调高难,节奏迅疾,就是节奏非常快。这样的实践,表现出来,就是从博鳌会议演讲海南的开放,然后是强大海军的军演——要有这个来保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理念推行不会一帆风顺,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们不可能敲锣打鼓抬着轿子,吹着喇叭就进了新时代。他这话说得多好,我们也不可能在人家的欢呼声中就进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博弈不是西方式的战略思维下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式的博弈。他们认为的博弈是,你强大了,你成长了,你崛起了,你和我之间就进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状态。对他们这样的思维,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所谓很多陷阱是他们制造的话语体系。我们跟它的博弈,就是我们的理念和我们的实践这样一种方式。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不会一帆风顺的,它们那种理念早晚要在实践中受挫的。

水皮:说到受挫,作为企业家,在中兴通讯这个事情上针尖对麦芒的趋势,你是如何判断?

孔丹:《经济导刊》今年第四期发表了李若谷的一篇文章《不只是贸易战》。他说,美国希望通过贸易冲突这样一个博弈来阻止或减缓中国成长的步伐。因此中国制造2025是它的主攻方向,而不是贸易顺差。

水皮:对,这个我同意。贸易顺差那点钱不算什么。

孔丹:美国可是在意啊,它可以单边主义地提出要求,但是实际上它主攻的方向或它认为中国的命门就是在技术上的差距,我们在芯片技术上跟它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可能在航空发动机,新材料,很多高端的数控机床等等方面的技术差距还是很大的。为了缩小这个差距,我们肯定要在一些领域做出一些努力。在目前的全球供应链,它获取的价值最多,但是它试图采取切断供应链的方式制约我们。

有些美国人非常敏感,他们曾侧面问我们学者几个问题:如果美国切断供给,中国会发生什么?关于林毅夫和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你们同意哪一方的意见?在今后的产业发展中,中国政府会起什么作用?市场将起什么作用?你看他们敏锐到什么程度了。

整体来看,我们在全球供应链里处于相对中低端,这是现实,但这在当下供应链运行中是隐性存在的,中美贸易战把它显性化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最近有一些意见和争论,是关于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的。其实西方也不是单纯的市场的作用,前一段有一个美联储的专家写了一本专著,专门谈西方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指导的问题。我认为,经济的发展,一个是政府的作用,另一个是市场的作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是中国奇迹的一个根本依托。当然中国的产业政策也有很多的失误,但是它和要不要产业政策不是一回事。

水皮:日本有通产省产业政策室,指导性就特别强。其实美国也一样,它不过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引导投资。

孔丹:他们的政策引导可能更多的是对着科研,对着大学的研究基金,不像我们相对来讲直接对着企业更多一些。

水皮:我们简单粗糙一点,有时候产业基金就成了政府的先导基金,就是政府直接出面干。

孔丹:也可能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在抉择上,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如果需要,我们就只能用更简单明了和路径相对短一点的办法。

我们处在特定的环境。比如说全球供应链,全球分工,一个小一点的国家可能卖一些资源就可以,或者做做它的擅长,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有效的参与一定是一件好事,一定要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市场主体有动力,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微观主体就没有活力。宏观调控无度,该调的没调,不该调的调了,这个情况始终存在。

所以我有一些思考。市场和政府,有一种结合是好的结合,有一种结合是坏的结合,就像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不要以为市场经济都是好的,看现实就知道了。一个无序的市场经济,一个缺少监管的市场经济,一个对于假冒伪劣没有强有力的制止能力、打击能力的,不能鼓励保护创新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它就是带有坏成分的市场经济。还有那种资本唯利是图,追逐利润达到了像2015年股市那样的情况,也是坏市场经济,或是市场经济的坏的方面,它需要政府来抑制它。然后政府又不要在抑制中把市场经济的活力、动力、激励作用给灭掉,因为那就成了一个坏的市场和政府的结合了。

中国的改革非常艰难,非常曲折,但我们方向性一直保持得很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改旗易帜采用美国人建议的休克疗法那样的改革路径,我们在走自己的路。美国跟我们的博弈既是历史性的博弈,也是最基本的观念的对撞,他们那套东西,最后是要吃亏受挫的,中间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可能占上风,然而由于坏市场经济理念的互相渗透,它们一样会受害,这是对谁也没有好处的结果。

水皮:现在它们只有往后退了。

孔丹:但有一点很重要,它们对我们有极大的提示,对决策层,对我们全体人民,是一次反动员,这个效果很大。

水皮:也是一种清醒剂。

孔丹:它们想不到的,根本想不到。

水皮:它们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软肋,它们真要那么干,就有可能鱼死网破,两败俱伤,但做生意应该避免这种结果。所以我们硬一硬,它就往后退一下。

孔丹:另外,我们只要在军事上面保持了非对称均衡,再困难我们也可以应对,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经验。所以既然习 总 书记提到了,我们历史上勒着裤腰带,也搞出了“两弹一星”,他主张我们继续扩大开放,同时我们要自主研发很多东西。像有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前沿领先技术,国之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既然这样来,我们看懂了。他告诉中国,哪些事情是我们的命门,哪些地方是我们的要害。哪些地方它们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们将以中国式的努力来应对。这个事情是美国确实没法儿理解。中国造就中国奇迹的发展方式,西方整体都不能理解。

按照西方的观点,认为我们的发展是偷来的。其实它过去是抢来的,它在殖民主义时期就是抢。现在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抢了,它就用全球供应链理论,用技术优势来获取。我们都没说过它欺负我们,但它现在却说我们是偷来的。以这样的理念它当然理解不了中国奇迹,理解不了中国道路。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行,还需要进行总结。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点是有强大的学习功能和纠错功能。十八大以前,我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也有很尖锐的挑战。党内腐败一度到了形成对共产党巨大挑战的地步,但这几年我们扳回来了,矫正了。这就是纠错,重大的纠错。这就是我们的能力。

水皮:有一种自我净化的能力。

孔丹:自我净化,自我革命。这样的一种能力让我们产生中国式的努力,这是西方难以理解,难以预料的。中国原来要20年完成的事情,现在被逼可能只用10年就完成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想让我们投降,让我们在技术薄弱环节的追赶上停止脚步,要我们放弃对这些产业的支持。我们中国岂能束手就擒?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现为举国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搞出了“两弹一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1.0版;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2.0版;今天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我相信会催生出中国举国体制的3.0版。

所以我说,所有的实践都是学术的老师,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应该更有出息一点儿,能够成长得好一点,能够对实践起到一定的先导作用?这是我的期望。真正的学术分析架构,方法论,研究的问题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只有做出好的学问,才真正能够指导实践。

我们的学者要有这样的胸怀也不容易,要有经世致用的学问也非常不容易,这是很大的学问。

水皮:你刚才说习 主 席“弹钢琴”,这比喻非常形象。我觉得弹的钢琴里面有一曲跟朝鲜有关的乐章,弹得相当不错,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朝鲜的现状,包括它现在的经济转型。中国经验在朝鲜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会对区域政治,包括全球政治格局构成怎样的一种影响?

孔丹:我由衷地钦佩金正恩,一个三十多岁的国家领导人,具有一种国家战略的谋划能力和实施能力,成为世界级的领袖了。过去我们说李光耀具有这种能力,就是小国大外交。

水皮:对,小国大外交。

孔丹:金 正恩可能吸取了他父辈祖辈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在核武、核试和射导这个问题上,看来他具有非常清晰的战略谋划。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非理性的言论,但最后事实是目前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叙利亚、伊拉克,结果怎样?

水皮:相比之下差得远了。

孔丹:所以在这样一个全球利益关切的焦点地区,最后他能做出这样一个调整,如果没有超出一般人意料的政治智慧,把握进程的节奏感,结果将很难想象。当然这其中,还有我们中国跟他的呼应,表现出中国的这个乐章弹得非常地协调。当然前面的路可能还会很艰难。

习 总 书记说,我们不照抄别人的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其他国家各有各的道路。这体现出在中国特色里面中国的普适价值观。原来有一段时期我批评的“普适价值”,不是真正的普适价值,那是美国式的价值观,是把美国的价值观作为普适价值强加于我们。日本曾经有一段时期搞价值观外交,好厉害,围着我们转圈。但现在,我们有中国特色价值观,但我们并没有否定西方在它们自己的实践和道路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架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特色。

既然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有人类共同价值观。批评普适价值是批评那个伪普适,因为你不能拿你特殊的东西,就说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中信现任董事长常振明在“一带一路”的一个会上发表演讲,说中国自己的经验是“要想富先修路”。他说,三四十年前我们同样贫穷,现在看我们的发展,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做好了以后,大家都有好处,都有利益。这具有普遍意义价值观就渗透在里面。所以,相信金正恩能有这样的能力看到他自己民族的未来命运,他要把新的历史时点定位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中国将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可以吸取的范本。如果朝鲜半岛的危机能够加以解决,并与我们中国这样的好邻居一起,把大家的命运都改变,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待续)

前益信息门户网